论文范文《无效婚姻制度完善之研究》| 毕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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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对无效婚姻制度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制度与社会发展不是亦步亦趋的,着社会发展必然伴随新的问题出现、现行法律制度设计的缺陷显露,无效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存在其亟待完善的地方。立法不应阻碍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应当对期予以积极回应。我国现行的无效婚姻制度也不例外,亟需采取原则性为主、列举式为辅的规定方式明确无效婚姻的事由,拓宽无效婚姻请求权人的范围,完善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此外,还应加强设立对无效婚姻当事人子女的保护制度、增设无过错方的权利救济制度等,以适应促进社会发展和维护家庭稳定的需要。<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image/image?path=group8/M01/26/CE/wKgIO2IAy0yAVaAWAAbnbhr2qg8550.png”></p><div><br></div><div> 1.无效婚姻制度概述
(一)无效婚姻制度的历史渊源
无效婚姻是指因欠缺婚姻的有效要件而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婚姻。无效婚姻制度可追溯至古代巴比伦王国时代,1804年《法国民法典》将无效婚姻分为完全无效的婚姻(违反公共利益)和相对无效的婚姻。我国西周时期初现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其表现为“同姓不婚”、“婚姻之事得到家长的同意”。2001年《婚姻法》首次设立婚姻无效制度,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四种法定的婚姻无效事由,是我国在立法婚姻领域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
(二)无效婚姻制度的存废之争
1999年的婚姻家庭法专家建议稿和《婚姻法》立法之初,仅规定了无效婚姻,未规定可撤销婚姻,即采用了“单轨制”。修正案通过之前,学界在是否应当区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当中国学者建议设立无效婚姻制度时,英美法系学者却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当代社会真的还需要婚姻无效的法律制度吗{zhyf0}?这涉及到无效婚姻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和必要性的问题。
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双轨制说”,主张设立无效婚姻制度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理由在于,第一,婚姻行为在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应受《民法通则》的调整,分为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第二,无效婚姻本质上具有违法性,对于此种行为应当采取国家干预的原则,对于可撤销婚姻的确认,法律上应当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公权利则没有主动介入的必要;第三,借鉴民法历史悠久、法典较为完备的立法例,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80-201条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1896年《德国民法典》亦采此体例,此外还有瑞士、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国家{zhyf1};第四,确认婚姻无效采宣告制,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均可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申请予以宣告,主张撤销婚姻则只能由当事人自行提起{zhyf2}。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现状
关于无效婚姻制度,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三部司法解释作出了详细规定。
(一)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和请求权人
《婚姻法》第10条全面列举了婚姻无效的法定事由。2001年通过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8条规定婚姻无效的法定事由是相对原因,如果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法定的婚姻无效事由已经消失,原有的存在瑕疵或违法事由的婚姻导致的社会关系破裂已得到修补,此时无效的婚姻转化为有效的婚姻,这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法院审理婚姻无效案件不适用调解,当事人不得上诉{zhyf3}。《<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对有权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作出限缩,仅包括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其中,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仅限于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需要注意,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均已死亡的情形下,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权人需在一年内提出申请,这一点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颁布后的司法裁判中得到支持,如(2018)黔民申1388号判决书中载明,“一年期间届满的,不得再行使此项权利”,并以此为依据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
(二)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和法律后果
与可撤销婚姻和协议离婚不同,当事人请求宣告婚姻无效,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审理婚姻无效案件,不适用调解,当事人就宣告婚姻无效不得提起上诉(但宣告婚姻无效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及财产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上诉)。
婚姻被宣告无效后,产生以下四个方面的法律后果。第一,无效婚姻具有溯及力,一旦被宣告无效,即追溯至婚姻缔结时无效。第二,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当事人之间的配偶身份关系消失,不发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三,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对于当事人共同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当按照共同共有处理。但是,该财产并不能当然地归双方共同共有,若有证据证明财产属于一方所有,则不应按共同财产处理。此外,关于婚姻被宣告无效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应按照以下情况分别处理:如果婚姻被宣告无效前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债权或所承担的债务归当事人个人支配、收益,则另一方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对该债权、债务不享有权利、亦不承担义务;如果该债务系双方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前经共同劳动所得的收益,即使现在当事人的婚姻因不具备生效要件而被宣告无效,亦应共同负担债务。此外,应特别注意,在婚姻无效系出于重婚事由的情形下,婚姻被依法宣告无效后,为遏制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转移财产或明知对方有配偶仍与其同居以获取财产的现象,不得将被宣告婚姻无效的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分割给第三人。第四,如何界定无效婚姻中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婚姻法》毕竟是21世纪初的立法,只规定了当事人“所生”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即亲生子女,并未涉及养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与被宣告婚姻无效的父母之间的人身关系,相关司法解释亦缺乏规定。
三、完善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法律建议
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无效婚姻制度不仅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预防和减少违法婚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与大多数法律法规一样,无效婚姻制度也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其在调整婚姻关系方面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使之合理化。
(一)完善确认无效婚姻的法律规定
1.明确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
现行《婚姻法》采取列举方式规定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列举式具象、操作性强,但无法穷尽婚姻无效的可能的情形,如因欺诈、重大误解而结婚的情形,法律存在疏漏,易导致家庭、社会矛盾。立法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至激化社会矛盾或阻碍社会发展。笔者认为,列举式的规定永远无法穷尽所有情形,当新的情形出现时,立法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为全面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满足社会发展对立法的需要,对婚姻无效法定事由的规定应采原则性认定为主的立法方式,不得将其他与原则性规定相类似的违法情形排除在无效婚姻的范畴之外。
应当完善无效婚姻情形规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我国学者主张的,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四种无效婚姻情形在其违法程度和对社会的危害性大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将这四种情形置于同一法律条文中,既不利于法官正确适用法律,也不利于提升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另外,“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和“未达法定婚龄”的情形完全可纳入可撤销婚姻的范畴{zhyf4}。其原因在于,近二十年前医学上难以攻克的“不宜结婚的疾病”或许早已被攻克,同时新的疾病不断出现,现有法律无法穷尽列举。此外,即使当事人患有该种疾病,但缔结婚姻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在缔结婚姻后生活和睦,这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而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另外,随着社会发展,相比过去一个世纪,国民身心发展都有显著提升,我国法定的适婚年龄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要求过高。《民法总则》已适当调整判断民事主体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因此,只要不危及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可适当降低关于适婚年龄的规定,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2.拓宽无效婚姻请求权人的范围
《婚姻法》是私法,公权力机关和他人不应过分干预,基于这样的考量,现行法律将有权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限制在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范围。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由“近亲属”尤其是父母逼迫而缔结的婚姻并不少见,在此情形下作为“近亲属”一般不会主动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如果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如申请权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司法机关不得主动宣告婚姻无效,那么宣告婚姻无效的法律便会变成一纸空文,无法发挥其法律效力,该违法婚姻亦会因无人提出申请而一直处于披着合法外衣的状态。笔者认为,《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肯定了基层组织如村委会、居委会在法定情形下享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权,婚姻家庭法律可参考《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规定,允许基层组织提起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但应对其作出特别限制。
3.完善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
与可撤销婚姻不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只能向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提出。原因在于,婚姻登记部门是行政机关,对结婚或离婚只做形式和实质审查,但无权认定婚姻的效力。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婚姻的效力问题,只有司法机关才有权认定。再者,婚姻关系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还往往涉及子女、财产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争议远远超出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对上述问题无法予以妥善解决。此外,笔者认为,可赋予当事人对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的上诉权。司法救济途径往往是作为最终的救济途径,但婚姻关系存在复杂性和多变性,无法排除法院审理过程中法官素质水平低而作出错误裁判的情形,若限制当事人上诉,则剥夺了其救济途径,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确立宣告婚姻无效后的相关制度
1.妥善处理区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
《婚姻法》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婚姻具有溯及力,但未区分自始无效的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婚姻被宣告无效,依现行立法,系因其无效事由具有违法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自始无效婚因对社会危害性较大,才被规定为自始无效,有溯及力。与无效婚姻相比,可撤销婚姻的违法性程度和社会危害性要低于无效婚姻,因此,不可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同等对待。如果同等对待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及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分别规定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可撤销的婚姻自从撤销之日起无效,在撤销宣告之前有效。此外,还应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对婚姻效力进行区分。比较成熟的立法如法国民法典,只要婚姻当事人缔结婚姻时是出于善意,即便后来婚姻被宣告无效,在当事人之间也产生离婚的法律后果;但如果当事人一方是出于善意,另一方是恶意,则离婚的效果仅及于善意的一方;如果当事人双方缔结婚姻时都是出于恶意,则按婚姻自始无效处理。参照该规定,婚姻被宣告无效后,财产的分割也应作相应调整,如果婚姻被宣告无效前一方当事人恶意处置财产、侵害了善意的一方的合法权益,则善意的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2.完善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对子女的保护制度
如前所述,关于无效婚姻存续期间所生的子女身份问题(该子女属于婚生还是非婚生的问题),我国学界存在争议。虽然《婚姻法》已肯定了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但现实生活中,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子女的问题往往难尽如人意。依朴素的价值观,父母过错导致婚姻溯及既往地无效、夫妻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并产生其他法律后果,不应及于其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前所生子女、所领养的子女。
3.增设无效婚姻非过错方的权利救济制度
关于离婚后的损害赔偿制度,我国相关立法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救济非过错方的制度,但在婚姻被宣告无效的情形下,缺少这方面的规定,导致当事人遭受损害但无法寻求司法救济,极易造成纠纷现象的出现。因此,有必要设立无效婚姻的损害赔偿制度,防止或减少因此出现的纠纷,况且,一定程度的制裁既可以保护无过错方的正当权益、使其损害得到补偿,亦可发挥损害赔偿的警示作用,引导公民提高法律意识、尊重法律权威、维护婚姻效力。对此可参考挪威1919年《婚姻法》。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也规定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无效婚姻受民事法律的调整,可对其进行积极回应,也应作出相应的损害赔偿规定。
4.结语
无效婚姻制度作为婚姻家庭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规定。制度的设立与社会发展不是亦步亦趋的,社会发展往往伴随着新的问题出现、现行法律制度设计的缺陷显露,制度不可避免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立法应当对社会发展予以积极回应,既要借鉴世界其他法系的先进立法体例、取其精华,也要立足我国社会实践,修改立法中的不足,采取原则性为主、列举式为辅的方式明确婚姻无效的法定事由,拓宽无效婚姻请求权人的范围、完善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完善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当事人尤其是非过错方以及利害关系人如子女等的权利救济制度,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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