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不作为犯罪中的危险前行为研究》|毕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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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伴有积极作为义务出现,行为人是特殊主体伴随特殊条件方可成立。行为人自身实施的前行为,是该特殊危险情形得以存在的原因,行为人便被赋予了义务性,拥有了积极防止危险情形实化扩大的义务化,故危险前行为界定在不作为犯罪研究中是合理的。危险前行为在学界多被称为“先行行为”,而危险前行为的表述多在强调先前行为中的危险。<div><p style=“text-align: center”>
<img src=“/image/image?path=group8/M01/26/CF/wKgIO2IA3ZaAd3XdAAnsiTQo3Do055.png”></p><div>危险前行为的特殊在于其主体的特定性,其前行为所造成的危险情形是区别于一般情形的,具有现实性。危险前行为一般包括合法行为、犯罪行为和无责行为。正当防卫特殊区分,正当防卫不能构成危险前行为。对危险源支配的前作为行为与后不作为行为进行合理区分时,便出现了刑事责任划分的问题。当危险前行为是犯罪行为时较为复杂,需考虑行为人罪数。当危害结果的发生仅归咎于之前的犯罪行为时,行为人只对之前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依据一罪对其进行论处;若把危害后果归属于后面的不作为行为,行为人之后的不采取积极措施的情形,实际上已经满足刑法犯罪构成,可依照数罪来论处。 实案中,对于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来源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复杂多样,但在理论界大部分人对危险前行为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来源持肯定态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来明确的界定危险前行为的范围?如何正确的看待前行为与后不作为造成危害后果的责任归属划分问题?例如,前几年热议的“宋福祥故意杀人案”,这是个典型的不正真不作为犯案例。对于法院的判决,程序上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从实体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该案在处理判决时有判决误差。一定程度上,法官模糊了对危险前行为明确的界定,扩大了对危险前行为的认定范围。救助义务是否体现在法定婚内关系是争议点,婚内关系到底有无积极救助义务?亦或说前后两种行为与最终的实害结果到底有没有同等性或存在因果联系?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存在质疑的。为了维护司法实践中的公平公正,秉持罪刑法定原则,平衡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范围,对危险前行为的认定范围有要有明确的分析界定,不能扩大亦不能缩小。下文,笔者先对危险前行为的研究界定在不作为犯罪中,伴随作为义务,再通过肯定否定两学说以及形式实质两方法合理论证。再对危险前行为的含义从本质上界定,对危险前行为的范围从特殊角度论证。最后从刑事责任归属入手,看危害结果归因于犯罪前行为还是后不作为行为。
2危险前行为在不作为犯罪中的研究方向
2.1危险前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合理论证
具有一定的行为性才可构成犯罪。在不作为犯罪的构成中,行为人必须对其所产生的行为赋有特殊义务化,必须界定在特殊的情形条件之中,出现现实特殊危险的情形下,义务化就凸显出来,必须积极的去履行排除危险或防止实害结果的扩大化,只要存在消极放任,便构成了不作为。而在危险前行为中,行为人亲力亲为的前犯罪行为,已经引发违反法律的特殊危险情形,则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便具有了阻止此危险情形现实化的积极行动义务,因此,危险前行为应该定位在不作为的范围中去研究论证,把其归属于不作为犯罪这本身并未存在问题。
2.1.1从肯定否定两学说来对比
不作为犯罪在作为义务中到底包不包括所谓的“危险前行为”,学界至今都是存在争议的。积极的肯定观点与消极的反对观点各有人持,各自的观点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论证。
肯定学说中也有两种观点分歧,一种是重于法律,一种是重于道德来考虑的。通过法律来考察的核心观点,要危险前行为界定在作为义务里,就不是普通的大众习惯就必须上升到法律,必须是符合实质上的刑法目的与法益保护原则。如果刑法赋予了行为人有积极履行义务化,防止实害结果发生的作为行为,那么,公民的合法权益便能免受侵害。陈兴良教授对此持肯定态度,“陈兴良认为:虽然我国刑法未就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进行明确规定,不过,在刑法理论上则均认为,不作为特定义务应包括先前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换言之,前者是后者其中的一项重要义务{zhyf0}。”倾向于道德考察的学者认为:危险前行为是忠于社会习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法律精神、公平正义、道德标准等而产生的。“依照日本学者西田典的观点,危险前行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被当成过失犯或是结果加重犯进行处置,故而重复追究行为人更严重的刑事责任无疑是不妥当的{zhyf1}。”
否定学说观点认为:危险前行为会使公民合法权益陷于危险,但是却没有危险后果的产生,所以不应当把危险前行为放在不作为行为中去承担刑法的处罚。否定说完全否认将危险前行为放在不作为犯罪之中去研究,也完全否定发生的危险行为伴随着我们所说的积极履行作为义务而出现。认为前危险行为与不作为犯罪以及积极履行的作为义务不存在任何联系。“日本学者西田典之认为:危险前行为在多数场合时作为过失犯、结果加重犯处理,因而再一次追究行为人更重的罪责是不当的二重处罚{zhyf2}。”
2.1.2从形式实质两方法来考察
不纯正不作为犯界定在作为义务之中时,主要经历了形式作为义务论和实质作为义务论两个阶段。“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就是把不同的义务来源罗列出来,其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体现在让义务来源可从法律中寻找到{zhyf3}。”通俗讲,就是从形式上将作为义务的来源进行罗列归纳。学界所探讨的形式作为义务论,一直是由三大来源形式构成:法律规定、契约规定和基于危险前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这形式上的三大来源义务实际上也是学界通说的三种担保人类型。但由此会暴露出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能明确合理的界定危险前行为,过于的依赖抽象作为义务。我国刑法判例在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时,通常忽视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关系,很少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考虑,当犯罪结果出现时,只判断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前是否存在“行为”,结果出现之前有无特殊致使危险行为,犯罪的成立不是基于行为的侵害,而是转变为抽象形式的负有作为的伴随义务上,一定程度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实质的作为义务论,是指以不作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此外,还有其所处的环境背景存在差异性,从本质上来研究和界定作为义务{zhyf4}。”随着刑法的不断深入研究,虽然形式作为义务慢慢具有了相对的确定性和明确性,但仅仅通过形式上附随的积极作为履行,已经不能够满足刑法自具特色的独立性发展,也不能够给作为义务的理论依据本质上的回答。后来,学界开始通过保证人地位从司法实务上探讨实质的积极履行作为义务。
“张明楷教授认为:在涉及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产生依据探究上,应采取形式考察与实质考察相结合这种方式来进行探究{zhyf5}。”笔者认为,仅支持肯定说,或者完全否定先前行为在不作为犯罪研究中的定位,或者完全否定负有的积极义务论,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先前行为没有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伴随以实质的方式去界定,则会影响最终刑法中的定罪与量刑,并且无限制的扩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范围。笔者赞同形式考察与实质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偏向于从司法实务角度出发,认为对危险前行为的认定在不作为犯罪中研究是合理合据的。
2.1.3论证的自我建议
“笔者对上文合理来源持赞成观点:危险前行为由于对法益创设相应危险而未履行先前行为应履行的作为义务,则就认定构成不作为犯罪{zhyf6}。”即风险前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符合我们所探讨的消极不作为行为的来源,具有合理性,假使行为人违反便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司法实务上探讨作为义务存在论证具有特殊性,仅当某个危险前行为人处于担证人地位时,也就是刑法所谓的“保证人地位”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研究价值才能体现出来。然而,成立危险前行为不作为犯需要同时具备行为人的先前的犯罪行为以及行为人之后的不履行行为,这些都应当具备且符合不作为犯的特征。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准确界定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范围、正视刑法中存在的谦抑精神,笔者认为把危险前行为放在不作为犯罪伴随作为义务来探讨,以形式考察和实质考察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探讨最为合适。
3危险前行为成立犯罪的具体情形
危险前行为在学界多被称为“先行行为”,而在此称之为“危险前行为”,与“先行行为”相比较,多在强调先前行为中的“危险”,这是一个特殊不同的条件。危险前行为的主体也是特殊的,必然是行为人亲力亲为的行为,危险前行为中的危险必须是当场发生的实害。笔者认为,为了准确界定危险前行为,应当从其根本上根据其特殊的构成要件进行界定,不能只简单定义一下,要分特殊情况讨论。
3.1危险前行为的本质含义
对危险前行为的界定,对其的界定往往有很多种的不同定义。首先,单纯的从危险前行为表面出发对其进行定义。例如,“有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危险前行为的存在,导致对被害者的合法利益为此置于危险状况之中,进而使得其受到损害的行为{zhyf7}。”第二,从其他角度明确界定,先把危险前行为放在不作为研究之中,进而通过不同的角度实现对危险前行为的定义。危险前行为给行为人造成的积极履行义务,针对的是行为人之前的危险行为,这种危险行为是特定的,在这种特定危险情形下,行为人被义务化,行为人基于防止或者消除危险出现的需要而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且对此具有相应的特定义务。“陈兴良教授认为:危险前行为是由于先行者在之前实施的某种行为,存在公民合法权益受到危害的这种可能性,该行为人在高危情况下具有采取相应措施来避免后果出现的义务{zhyf8}。”危险前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制,是因为危险前行为所造成的作为义务而引发的。
自我见解认为:之所以称之为“危险前行为”而并非“先行行为”,是因为危险前行为着重于其特定的危险性。特定危险状态的存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具有现实的侵害性、具有客观的中立性、具有具体的紧迫性。危险前行为必须满足具备特定危险状态时,才负有防止的作为义务。危险前行为要想成立,除了必须具背特定的危险状态外,还必须满足一个特殊条件,特定的危险主体特定,旁人或第三者除外。因此,笔者认为,危险前行为意味着负有积极履行的被义务行为人,由于前行为已经犯罪,而且行为足以让情形陷入特殊危险,或让危险进一步扩大,已经生成了实害的结果,其行为人应为能为而不为的消极不履行,则会构成犯罪,即为危险前行为的界定。
3.2危险前行为的范围
对于危险前行为的具体范围的认定,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危险前行为的范围常常包括合法行为、犯罪行为和无责行为。对于某些特殊情形下,例如正当防卫以及紧急避险情形,应结合实际情况讨论认定。下文着重对正当防卫情形下进行探讨认定,笔者认为正当防卫的行为人不具备保证人的地位,不能够构成危险前行为的合理认定。
3.2.1具有义务化的行为人不作为是成立犯罪的前提
对于危险前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是犯罪的情形,学术上的争议由来已久,目前比较集中的三种学说观点分别是消极说、肯定说和妥协说。笔者比较认同的是肯定说的观点,危险前行为在符合法定的特定情形是可以成立犯罪的。例如,甲邀邻居家的小孩乙一起游泳,此时的甲就具有义务化,甲对于乙负有一定的照看义务,如果乙因游泳技术水平不高在游泳时处于危险之中,此时的甲对乙负有一定的救助义务。从这个例子可以分析出,甲应邀未成年人乙一起游泳就是一种具有特殊危险状态的危险前行为,这种特定的危险状态是因甲的危险前行为引起的,所以甲当然对所造成危险状态负有义务性,如果甲能履行却不履行义务,将他人生命置于危险状态则会成立犯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仅针对故意犯罪而言,刑法对某种故意犯罪行为规定了结果加重犯或者按各自行为所犯罪行论处时,在故意犯罪行为中,因负有行为义务的先前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的加重实害或者成立了其他严重犯罪的,都不予进行评价,仅仅由各自的行为对应的罪状来单纯认定成立犯罪即可。这是对国家刑法权的一种限制,也是从精神上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表现。
3.2.2特定的合法要件是危险前行为成立犯罪的关键
危险前行为中的合法行为是否可以被认定是犯罪或者符合什么条件下的合法可以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学界对此持两种观点,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合法行为是危险前行为成立犯罪的情形,从客观的危害结果出发如果危害结果与合法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特定情形的合法行为在客观上引起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实害结果的扩大,可以认定为满足一定合法要件的危险前行为是成立犯罪的情形。只有这样才可以对案件事实进行完整的评价,作出合理的事实认定公正的裁判判决。否定说认为,合法行为不是危险前行为成立犯罪的情形。虽然行为人实施的合法行为因先前行为给法益造成侵害,但是因行为人不是处于担保人地位没有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负特殊的义务性,不必去履行行为,所以不能将危害结果的发生归属于不具有担保人地位的行为人。
根据上文所述,笔者的观点在于合法行为在处于同特定构成要件相符的状况下,具有着发展为危险前行为的可能性,并引发相应的作为义务。然而,在被害人自己对危害结果负责的状况下,则应当对行为人的作为义务进行排除。因此,对于合法行为是否可以在危险前行为情形下构成犯罪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成立认定犯罪的判断标准应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特定联系出发,而不是从行为人是否处于担保人地位的角度来判断责任的归属。不能因为行为人处于保证人地位而否定其责任。
3.2.3危险前行为成立犯罪不包括正当防卫的情形
正当防卫的行为是指行为人在面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有权在合理的限度对不法侵害行为进行抵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不承担责任,以保护合法法益的行为。正当防卫的行为被认为是在刑法中成立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因此,在危险前行为成立犯罪的情形下不包括正当防卫的情形。
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其立法意旨是为了保护合法法益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试想把正当防卫当作危险前行为,则会出现正当防卫人在正当防卫的过程中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不法侵害进行救助的错误义务,这样荒谬的局面,显然与立法者的目的背道而驰。在防卫过当这种场合下,笔者认为可直接依据防卫过当来进行处理。同样对于防卫过当因仍属于正当防卫的情形,不能认为是危险前行为成立犯罪的情形。如果行为人实施的不法侵害主观上存在故意,则应该在故意犯罪的范畴内进行定罪量刑;如果行为人存在过失的,则在因过失造成的实害结果范围内进行归责处罚,对于实施的救助行为可以成为减轻或者从轻处罚的依据。然而,在正当防卫中因防卫人不具备保证人地位,所以正当防卫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危险前行为。
4危险前行为与后不作为行为的刑事责任归属
对危险源支配的前作为行为与后不作为行为进行合理区分时,便出现了刑事责任归属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行为人造成的犯罪结果通常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由于特定的危险源的出现致使危险实害化,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是归因于先前的犯罪行为?还是归因于后不作为行为?对此争议点的解决可以结合案例加之前后行为结果的因果联系以及主客观规责原则进行讨论。看现实犯罪中的行为处于何种程度,它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定罪量刑之间是否具有特定联系。对刑事责任的归属划分,不得不考虑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并且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后果所应各自承担的刑事责任也不尽相同,应特殊区别对待。
4.1刑事责任只归属于先前犯罪行为
危险前行为引起的危险状态,是特殊条件下的危险状态,是对现实法益具有侵害性的危险。一般来说,负有积极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人,因其实施的行为会导致相应危险状态的发生,由于行为人未能履行救助行为,从而使现实的危险状态扩大化成为真正的现实实害结果。不真正的不作为犯也要遵守不作为的犯罪构成要件,这是被学界所认同的。而行为人做出的积极行动肯定会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符合犯罪构成条件即可认定为犯罪,但是由于前后行为的不同,其量刑结果也各自不同。危险源产生之后,先前犯罪行为是肯定的,但是积极救助履行义务与放任不履行是两种不同行为,各自承担的罪行不同,对应的责任归属也不同。但是若行为人即便采取了积极履行的救助行动,也无法有效阻止危害出现实害化或扩大化,那么,最终产生的危害结果的刑事责任归属应归因于先前的犯罪行为。即便行为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能将刑事责任归属后消极不履行行为。
以上观点通过典型的交通肇事案进行说明。例如,张三和李四在公路上正常行驶,由于雨水天气,道路湿滑,发生交通事故,分别将环卫工甲乙撞伤。张三在出事之后立即将环卫工甲送往医院救治,全力抢救后,甲仍失去了生命迹象。然而李四在出事故之后,并未对环卫工乙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并且开车逃逸。环卫乙,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在自然状态下流血过多死亡。关于这个案例,张三和李四在危害结果方面都属于作为犯。但是由于张三积极及时的救助行为,对于现实法益侵害结果应当只归属于先前犯罪行为。在此对李四的后不作为不做过多讨论。笔者认为,案例中的张三就采取了积极的行为,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环卫工甲的生命。因不作为的行为对于最终造成的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不能把造成的结果归属于后面的不作为行为,所以张三的行为就不能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张三只能将先前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认定为犯罪。
4.2刑事责任只归属于后不作为行为
将现实法益侵害的结果归属于后不作为行为,行为人的后不作为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发生需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倘若行为人的危险前行为使得受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处于危险的状态,此时,行为人便有阻止或者防止危险状态的出现或扩大化的义务,避免发生现实危害,但是由于行为人的后不作为,并没有去及时实施阻止危险结果实化的发生的行为,后不作为的行为是导致危险结果扩大化的直接原因,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流程。此时的现实法益侵害结果应当只归属于后不作为的行为,因为后不作为的行为是直接致使现实危害结果产生的原因。
结合社会热议的“见死不救”的案例讨论:夫妻间闹别扭争吵,丈夫语重出言侮辱其妻,妻子突然恼怒,称其要拿刀割腕自杀,此时其丈夫任由其妻拿起刀放在手腕上却并未阻止,妻子动手划下,大动脉被割断,流血不止后休克死亡。本案中因丈夫的侮辱行为使妻子自杀,妻子自杀行为属于被害人自陷危险的行为,相比之后妻子自杀得不到及时救助的结果的发生,妻子自杀的行为属于危害结果发生的危险前行为。因此,对于危险前行为的发生是被害人基于自身意愿选择的结果,不能将危险前行为的发生也让丈夫承受。但是,当其妻拿刀割腕自杀时,丈夫有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义务,已处于保证人地位的丈夫具有防止实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因自身的后不作为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责任。
4.3其他介入因素下的责任归属问题
在理想状态下危险前行为按照自身的规律会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但是外在的客观要件是复杂多变的,可能因出现异常中断了理想状态下行为与结果的链条。接下来讨论其他特殊介入因素情形出现时,两行为对最后的实害结果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各自罪行归责评析。
我国刑法对于一般案例的最开始的探讨,讲究的是行为与现实的危害结果间是否具有直接促成的相关关系。前后相关关系对于案件最终刑事责任的判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倘若介入因素本身就是自然的、正常的,则先前的行为与之后的危害结果体现为实质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倘若介入的因素是非正常的因素,那么先前的行为与后边的结果便没有本质上的直接促成关系。正常因素下的司法实例,如乙患有心脏病,但对此甲并知情,并和乙开个玩笑,乙由此导致心脏病发作并出现死亡。在该案例中,乙出现生命危险并最终死亡,主要和其患有心脏病存在关系,尽管甲开玩笑起到诱因作用,但与乙出现死亡这个后果并未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为此,甲开玩笑这个举动不能认定为危险前行为,据此可判定甲不具有作为义务救助乙。对非正常介入因素举例论证,例如,某人交通肇事把另外一个人撞伤送往医院救治,但由于医院的消防安全疏漏,发生大火致使被撞伤的人被火烧死。医院失火导致被撞伤人死亡,这个介入因素就是非正常的,交通肇事者并不需要对这个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因为前肇事行为并不足以促成人的死亡,前面的行为与后边的现实危害结果并没有实质上的直接促成的相关联系。</div></div>